据周恩来总理的副卫士长张树迎同志回忆说：总理在病重住院的时候，曾经说起过自己一生中的几件遗憾的事情，其中一件就是，当年在长江上没有能够坐上空中索道的“缆车”，由此可见总理当时是多么渴望乘坐这个“缆车”。

 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横贯东西万里长，养育了两岸无数中华儿女，而它毫无疑问也是一道巨大的天堑，对两岸人民的生活也造成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

  从西周一直到晚清，长江上虽然出现过因为军事目的而搭建起来的浮桥，但是却从来就没一座真正意义上“既便利两岸来往，又不阻挡水上原有交通”的桥梁，尤其是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相继开通之后，在长江上修建一座大桥连接南北的想法，慢慢的被人们重视关注起来。

  1906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，要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，但是因为国力的贫弱，在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都已完成了实际规划的情况下，终究是不了了之了。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孙中山先生和政府也曾数次提出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，最后也都因为相同的原因，计划最终搁置了下来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，南北之间的运输问题却因为长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产、生活。

  那时候，要渡长江都是要用轮船摆渡的。不管是行人还是各种各样的车辆，要过长江，都得按先来后到排队，乘轮船摆渡才能过江。火车过江则要拆成几段上船摆渡，过江之后再重新组合才能继续运行。

  因此，每天长江渡口两边，各种各样的车辆和行人都要排长长的队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，晴天的时候还好，要是一等到风雨天，要等的时间更长，有些时候甚至直接就停下了，修桥也就成为了当时的头等大事。

  周恩来总理就曾多次渡江，对此能够说是深有体会。有一次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陪同周总理外出，渡过长江之后，周总理就对吕正操说：“这样过江太慢了，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，你们要尽快想办法解决。”

  说完之后，周总理又皱起了眉头，对于之前过江时给自己的特殊照顾，周总理深感不安，他对吕正操说：“以后我外出，请你不要再给我派专列了。你看，今天为我一个人，让那么多人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样做我的心里不安啊！”

  吕正操风趣道：“你是总理，一人为大家，大家为一人嘛。这次我沾总理的光，也顺便看看铁路沿线的情况。你要我尽快解决渡江问题，我不来就听不到总理的指示嘛...”

  1954年11月底，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来到武汉，此时的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已经成立了一年有余，工作进展十分顺利，而总理这一次前来，正是因为要同湖北省的领导和有关桥梁、水利的专家们一起研究和确定修建长江大桥的桥基问题。

  这一天吃过早饭之后，周恩来总理就和省领导，以及桥梁、水利的专家们，一起来到了江边的山坡上进行实地勘察，确定长江大桥的最后定位问题。在江边，专家们指着图纸介绍了有关的情况和他们对选定桥位的意见，然后又一起乘坐摆渡到了对面，同样是由专家们先介绍了对岸的情况及他们的意见。

  波涛汹涌的江面上，大大小小的船只不停地川流而过，做摆渡的轮船在不停的往返奔忙，大家都专心的倾听和讨论，比较着不同方案之间的优缺点，或者眺望长江两岸的建桥方位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周总理猛地发现了什么似的，用手指着下游长江水面上空吊着的一个筐子一样的东西问道：“那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  大家顺着周总理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原来是空中临时架着的一条钢丝绳，上面挂着一个筐子一样的东西。有熟悉情况的专家回答道：“那是工人有急事的时候，临时用的空中索道，铁框里一次只能乘坐一个人，工人坐在框里用一根钢丝绳来回拉，这样做才能够免去来做摆渡的麻烦。”

  这时候，周恩来总理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那好！今天让我也坐一坐这空中索道，体验一下工人同志们的工作情况，好吗？”

  听总理这么说，省领导可急坏了，说这是工人工作专用的，你可不能坐呀！周总理说：“你们说安全有保证，工人同志能坐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呀？”又接着说：“你们今天不让我坐，今后我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？”

  周总理身边的负责总理绝对安全的同志们自然是不同意总理坐“空中缆车”的，但是却有说不出充分的理由不让他坐，正在大家都万分焦急的时候，有一位专家说道：“虽然安全有保证，但是运行中有时会出现故障，需要工人及时排除，您坐到中间如果发生了故障怎么办？”

  周恩来总理听到这话，只能带着遗憾作罢，而这一次不能亲身体验一下工人同志的辛劳，也成为了他一生中几件遗憾的事情之一。

  作为一国之总理，他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俯瞰人民群众，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身份，深入基层了解情况，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，掌握第一手的资料，去处理问题。而这样的例子，在周总理的身上，数不胜数。

  周恩来总理向来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，把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视为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，总理向来强调“永远不与人民群众脱离”，“要相信群众的力量”。

  1962年，周恩来总理到齐齐哈尔第一重机厂检查工作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放着一个刚加工完的大部件，就向负责加工的工人师傅问，这是什么部件，但是工作却只回答出了部件的代号，具体是做什么用的，他没有说。周总理一再追问，可工人回答：“我确实不知道。”

  周总理回过头来又问有关的负责人，才知道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，厂里确实没有明确的告诉工人们有关部件的作用和性能等等情况。

  周总理听后立即说道：“我们要相信群众，要让工人明白他们干的活是什么，要不然，怎么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呢？”周恩来总理还告诫在场的领导干部：“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越是要相信群众，才能充分的发挥群众的智慧，团结一心，群策群力地渡过难过。”

  周恩来总理说：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，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，依靠他们，工人知道了他干的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，才能够唤起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干劲，才会动脑筋，想办法，更好地达成目标。”

  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依规定，外出都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，出动时，前驱车。后卫车都要到位，周总理对此十分反感，多次提出反对，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地跟着他，并强调说：“我不要这一套。”

  当警卫说这是为了安全和规定的时候，周总理说：“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？吓也吓跑了，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？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？”

  因此，周总理经常会突然行动，不许警卫车跟随，只有卫士、司机他们三个人，周总理说：“这样不是很好嘛？我就是要摆脱这些。”

  周总理不止一次地对同事们说道：“一个领导者就应当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像偶像般地看领导，要具体地看，全面地看。他是否能做一个好领导，即使够，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，帮助他改正。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，努力克服。一个领导者要从群众中吸取新的血液，加强自身，获得帮助，否则就不能成为的领导者，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者，社会主义的领导者。”

  周总理时时刻刻践行着他所说的话。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是利用一切的机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。周总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群众比我强，群众智慧多，办法多”。

  1958年7月，周恩来来到上海钢铁一厂视察，正好赶上了炼钢炉出钢，他随手就拿起铁锹，和工人们一起出钢，他谦虚的问炼钢工人：“我劳动还像吗？看到不对，你就批评，我好改正。”

  在炉前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周恩来看到厂房上空来来往往的行车，就爬上操作台对司机徐师傅说：“徐师傅，我要拜你为师，学习开行车。”在徐师傅的指点下，周总理直到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驾驶技术之后，才走下了行车，与这位新结识的“师傅”告别。

  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”，这是周总理所坚持的，他始终把自己和群众平等看待，不会也耻于在人民群众面前搞特殊化。

  作为一国之总理，他去理发、照相、买饭的时候，总是依次排队，乘坐汽车和农民相遇的时候，总是先让农民先走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周总理曾到东北地区视察工作，所到之处，他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和人民群众 一起度过难关。

  在辽宁的时候，周总理指定管理伙食，严格按照每餐一菜一汤的标准，不吃鱼、不吃肉，有一个多月，每天早餐只吃一点稀粥和咸菜。他对管生活的同志说：“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、憋着口气战胜困难，你给我弄好地吃，我怎么咽得下去啊？”

  他的心里始终都装着国家和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里，周总理能够说是最忙的一个人了，但是他却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，他时刻提示警醒我们：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。”

  1959年1月，周总理到广东省从化县温泉大队视察工作，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，是各级领导人的疗养地。但是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温泉都部疗养院占了，当地的老百姓却很难享受到温泉洗浴。

  细心的周总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问当地的负责人：“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？能不能洗上温泉？”当地的干部吞吞吐吐地说：“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，有的打水回家洗，洗温泉还有一定的困难。”

  当周总理知道是因为经费困难的问题，没有给当地的群众修建浴池时，他非常生气，批评道：“修干部疗养院有钱，给当地群众建就经费困难？都知道洗温泉好，能治病，可当地的群众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一个地区，却洗不上温泉，你们说，群众会怎么想？你们在温泉修建了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，我们随时都能够轻松的享受温泉，温泉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，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。”

  在他的倡议下，此后不久，广东省有关部门拨款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。后来，周恩来总理再次到从化开会时，仍然记挂着这件事，当得知一座150平米，可以容纳50人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的时候，总理满意地笑了。

  也正是因为周恩来总理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照相，人民群众才会从心底里敬佩他，爱戴他，而这也生动地证明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，人民的总理人民爱。

  1976年1月8日，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305医院因病去世，1月9日，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了这一条消息，噩耗传来，很多人都不相信自身的耳朵，然而一遍又一遍的哀乐，却是让人们不得不相信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  群山肃立、大海哭泣，亿万人民悲痛欲绝，泪水洒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全国人民不顾种种“不许悼念”的封锁，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人民总理的哀思，全国人民自发地对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，所有商店的黑布都被抢购一空。

  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，消息传开，人们争相涌向北京医院，然而，十几平方米的太平间，能够进去最后看一眼周总理遗容的人不过几千，等在外面的却又何止几万，几十万，人们就站在马路边，向北京医院不停地呼唤，不住的流泪。

  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在当时的报道中说：“当载着吊唁的人的大轿车开出医院时，外国人能够正常的看到这样一种非常的情景，中国男女脸上露出忧伤的表情，他们脸上泪痕未干。”

  1月的北京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11日下午4时，遗体告别仪式结束，周总理的遗体被运往八宝山火化，灵车从北京医院出发，十里长街，人山人海，人们自觉的站在马路的两旁，没有拥挤，没有混乱，只有那练成一片的，对周总理悲切的呼唤和抽泣。

  晚上十一点多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载着周总理骨灰的灵车，从八宝山缓缓驶出，意想不到的是，马路两旁依旧是黑压压的人群，悲痛的人们啜泣着等在这里，希望可以送总理最后一程，有的人已经在寒风中一直站立了六七个小时，指挥交通的警察，脸上挂满了泪水，用颤抖的手行着军礼，目送灵车从眼前驶过。

  当年，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日本众议院议员久野忠治感叹道，这样悲痛感伤的场面，我还从来就没见过，人们如何得到消息的，无从得知，那天到底去了多少人，也难以统计，但是，有一点毫无疑问，那天在场的所有人，都从心底表达出对周总理的衷心爱戴和痛惜。

  1月12日，周总理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并举行为期三天的吊唁活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三天的时间里，来吊唁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人，其中各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来访的外宾达到了两千多人。

  三天的吊唁时间里，人民军乐团坚持现场演奏哀乐，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们，看到他们太累了，建议他们改放录音，但是被他们谢绝了，团里调来了所有的演奏人员，一班一班轮着上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演奏。

  吊唁活动结束的那一刻，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，向参加吊唁活动的所有工作人员致谢，她深情地说：“我捧着恩来的骨灰，向在场的所有工作的同志们，表达感谢。”邓大姐的话音未落，现场又是哭声一片。

  15日晚八点，遵照总理生前的遗愿，他的骨灰，由西花厅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乘飞机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，历时四个半小时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，就像周总理生前，从不愿惊动群众一样。